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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傅烈:革命不怕死,怕死不革命

      2021-4-8 10:41| 发布者: 母婧潇 |来自: 四川党的建设杂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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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傅烈(1899年—1928年),原名傅见贤,江西临川县(今抚州市临川区)人,四川省早期党组织重要领导人。1927年“三三一”惨案后受党中央派遣入川重建中共四川临时省委,对四川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有重要贡献。

      从爱国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

      傅烈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镇(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)的一个小商人家庭,1904年入上顿渡龙津小学堂学习,1909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七中学,1917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。入校后,傅烈认真学习各门功课,特别注重学习英语,同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,接触一些进步青年,思想认识有所变化。1920年2月,李维汉、李富春等发起组织了“勤工俭学励进会”,次年8月改名为“工学世界社”,1920年5月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傅烈是第一批社员。

      1921年,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了争取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等权利,发动了“二二八”请愿、“反对中法借款”“占领里昂中法大学”三次重大斗争。每次斗争中,傅烈都和同学们一道,站在运动的前列,冲锋陷阵。其间,傅烈还结识了周恩来、赵世炎、邓小平等一批共产主义者,深受启发和帮助。

      傅烈是旅欧共产主义组织“中国少年共产党”的早期成员之一。1923年2月,“中国少年共产党”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,改名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(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),傅烈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属巴黎支部的支部书记、旅欧总支部委员。1924年,傅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,他由一名普通的爱国青年,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。10月,傅烈与聂荣臻、蔡畅等二十余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。

      1925年夏,傅烈回国,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秘书。10月,随军平定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的叛乱。1926年春,接受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派遣,领导情报小组,在广州、黄埔、东莞、石龙等地搜集情报,使区委在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。7月,随军参加北伐。11月18日,北伐军攻占南昌后,傅烈任江西省政府秘书兼第三军政治部秘书。

      临危受命,入川重建党组织

      大革命失败后,党中央根据四川“三三一”惨案发生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被杀害,干部缺乏,机关瘫痪,工作陷于停顿的现状,决定派傅烈、钟梦侠、周贡植、刘大元和刘披云五人去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。

      到达重庆后,傅烈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,迅速打开工作局面。1927年8月,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,傅烈任书记。临时省委成立后,立即着手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,恢复和开展党的活动,积极开展宣传与鼓动工作,并组织和发动武装斗争。

      1928年2月,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的家里,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。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(以前称“四川地方委员会”),傅烈任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。会议还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傅烈亲自起草的《四川暴动行动大纲》,并决定由大会颁发到各县县委。

      在省委和傅烈的领导下,四川各地的武装暴动如雨后春笋般爆发,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也得以创建,整个四川的革命形势为之一新。

      面对牺牲,视死如归

      重庆是西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建设好重庆市一级的党委,对于开展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,减轻省委压力,让省委抽出力量抓好全省工作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傅烈为此日夜操劳。

      1928年,经过紧张的筹备,建立巴县县委即(重庆市委)的条件成熟了。傅烈以 “渝一组织”向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发出通知:“经省委决定:组织县委,并指定你为县委×××,定于3月9日在话语楼8号开成立大会,希按时出席。”话语楼8号即兴隆巷8号,这是刘湘部下师长郭汝栋的妹夫傅秉勋(当时是共产党员)的房子。他俩常住涪陵,楼房空着,只留有一个保姆看守,于是就把这里作为党组织的一个临时招待所,有时还在那里开会。

      3月9日,傅烈、周贡植前往主持会议,下午2时,人尚未到齐,突然一伙警察闯入屋内。据当时的报纸报道:重庆市公安局龙王庙所员冉子泳带着两名警察到该处巡捐。他们“见有人入内,即至呼喊,旋有庸妇答无人在家。巡察疑其有异,入内忽见一屋紧闭,乃呼开门,无人答应,见有人从窗内跃逃,当即鸣哨招来许多警察包围了这座院子,撞门而入,拿获青年八人”。事情发生后,成都党组织收到电报:“三哥病故,信款停寄。”(三哥即施三省,是四川省的谐音。)

      事情发生后,傅烈暗地联系一同被捕的同志,要统一口径,称作商人,要坚强,用生命保护组织和同志。3月10日下午,敌人将他们移送卫戍部,当晚由王陵基亲自审讯。敌人软硬兼施,用尽各种毒刑,傅烈受刑最多、最重、最久。傅烈受尽严刑拷打,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又醒过来,当敌人逼他口供时,傅烈斩钉截铁地说:“砍断我的头颅,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!”

      在狱中,傅烈惦记着党和同志们,曾两次通过地下党员士兵送信给组织,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。同时,他还写了两封家信。一封信给父亲:“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,父亲不必过于悲伤……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,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。我不悲伤,若干年后,你一定会理解。”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:“你是知道我怎样死的和为什么而死的,你要为我报仇,要继承我的遗志,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!”

      党组织不仅利用重庆的力量,而且通过武汉、南京、上海的力量,进行多方面的营救。但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“宁可错杀一千,不放走一个”的极端恐怖政策,经办此案的21军政治部主任戴牟竟突然将傅烈等人判处极刑。1928年4月3日,傅烈在朝天门外壮烈牺牲,年仅29岁。(摘自《四川党史人物传》第一卷)(责编/陈贤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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